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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事业的现状 如何才能培养出好编剧打破剧本荒

2020-11-30 13:28:08

编剧事业的现状 如何才能培养出好编剧打破剧本荒

一部好的影视作品离不开一份好的剧本,而一份好的剧本亦离不开好的编剧。

2010年12月4日,由陈凯歌执导的电影《赵氏孤儿》公映,但有谁会知道公映前4分钟,两位编剧还陷于“署名之争”。

编剧高璇和任宝茹参与剧本创作,出于种种原因二人选择中途退出,公映时的许多剧情延续了二人创作的剧本。但在片尾两人却以“前期剧本创作”的署名出现。

二人在采访时表示:“‘前期剧本创作’这个生造的名称虽然看起来好像跟编剧差别不大,但我们觉得编剧的地位降低了。”

而这只是编剧面临的众多不公遭遇中小小的一个,在中国,编剧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念辉煌过往

对于剧作家,许多人印象非常之深,脱口便是一个知名剧作家,中国的关汉卿、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莫里哀、俄罗斯的果戈里等一大堆世界名人。

但让人们说出几位较为出名的编剧,思考半天可能也答不出来。同样都是用文字语言表述表演内容,但编剧和剧作家的的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

1905年,中国影院首次出现的中国本土电影《定军山》,标志着中国电影史的开端,但那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剧本和中国编剧。

直到1913年郑正秋编写了电影脚本《难夫难妻》,中国编剧才崭露头角,但那时的剧本还只是停留在电影文学剧本的雏形——“电影本事”,尽管如此,编剧在电影行业之中却拥有着较高的地位。

在中国探索着前进的年代,编剧事业地位持续提高,地位还略高于当时的演员。

但在新时期市场经济浪潮之中,视觉文化蓬勃发展,重图像化的生活逐步将编剧推下“神坛”,而演员逐步走到灯光聚焦面前。

新时期电影界的市场化,剧本命运的“决定者”编剧逐步没落,剧本商业化趋势越来越突出,编剧在影片生产过程中慢慢丧失主动权和话语权。

反观韩国编剧,不仅所创剧本可以得到极大的重视,而且还能在影视拍摄过程中拥有70%左右的决定权,工资待遇也可以同明星相提并论,或许这就是韩国编剧与中国编剧处境最大的不同。

纵观中国编剧产生至今,曾一度获得电影人的高度重视,但却不敌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中国编剧逐渐被边缘化。

微信公众号@传媒独家就在文章《制片中眼中的编剧与编剧眼中的制片方》中指出编剧行业的一大怪状“韩国编剧地位高,美国编剧能炒导演,中国编剧的酬金还不如一线明星两三天的酬金。”

叹卑微创作

近年来,提及中国的编剧就不得不提“背锅侠”, 编剧是什么?编剧是优秀影视作品幕后可能并不被提起的功勋,是失败影视作品的责任承担者,是热门IP改编好坏的“决定者”。

而这一切的一切最终还是要归咎于编剧行业的“潜规则”和尴尬处境,影视市场亟待好的剧本好的编剧的出现。

在中国,编剧的来源一般为科班编剧和草根编剧两种。科班编剧顾名思义是从专业编剧培训班出道,接受过影视剧本编写的专业培训的编剧,专业能力强、编写逻辑思维严密。

而草根编剧则是主要由职业作家和有意从事编剧行业的在读大学生构成,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仅仅凭借“经验”二字在编剧行业中闯天地。

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邹静之,由作家转为编剧,并被称为“中国第一编剧”,有着《铁齿铜牙纪晓岚》、《夜宴》等口碑之作。

相比于科班编剧,非科班编剧有着更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积累,明白怎么做出让老百姓喜欢的影视剧,怎么将烟火气在影视剧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无论是科班出身的专业编剧还是被生活磨练出来的草根编剧,二者能力并不相同,所创作品也各有千秋。

如果说能力不一是编剧们面临的一大障碍,那么改编则是编剧们的又一烫手山芋。

一些耳熟能详的IP文如《盗墓笔记》《斗罗大陆》《鬼吹灯》,其本身是小说,但通过版权转让,摇身一变成为了影视剧。

这些IP文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流量,加之改编形式多样,可以较为容易地实现流量变现,因此也就成了影视行业投资方和导演眼中的“香饽饽”。

但对于编剧而言,IP文改编是一个“烫手山芋”,资深编剧深谙“改好无功,改坏被骂”的后果,一般不会轻易接手。

剧版《红高粱》的编剧赵冬苓就曾表示:“我并不想接这份工作,助手也一直劝我别做,改好了大家会说是莫言的小说好,改不好就会被骂改坏了。最后之所以接受是抹不开情面,因为和制片方是一个单位的。”

而在许多改编IP剧的弹幕上,总会有原著粉对改编后的情节或者人物感到不满意,从而引发原著粉对编剧的围攻。

编剧的创作,不论是前期创作还是后期的再创作,都存在着难处。拍摄过程中剧本频繁被改却未告知编剧本人、无法在影视剧播放时看到自己的署名、一年之内无法得到报酬……

《七月与安生》的编剧许伊萌就曾在知乎上分享她在电影学院面试时的问题“一年之内没办法因为做编剧获得任何经济收入,可不可以支持你现在就做?”

正如这个问题一样,新手编剧不仅署名权无法得到保障,就连本属于自己的知识报酬也无法被兑现,即便有也只是编剧公司提供的基础工资,而许多资深编剧也陷于薪酬追讨的境遇之中。

2019年-2020年中国青年编剧生态调查报告显示,76%的受访编剧对目前的收入表示不满意,而其中又有将近半数的受访编剧考虑未来会向制片人、导演等岗位发展。

在中国,编剧并不缺少市场,但却面临着诸多挑战,无论是自身权力的维护,还是剧本的创作上,编剧都要经过着许多苛刻的标准。

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却有一部分编剧能逆风生存,不断释放着自己的光芒。

一剧之本,一片之王

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曾说过:“不好的剧本绝对拍不出来好的影片。”“一部电影的命运几乎要由剧本来决定。”

在中国,“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的说法也口口相传,但在现实中对剧本的重视却像一张空头支票一样迟迟无法兑现,90年代至今都是如此。正是因为此,编剧才成为了“人人都惧怕”的职业。

一般情况下,影视作品带火的往往是演员,而网剧《庆余年》带火的则是编剧。2019年网剧《庆余年》上映,许多网友在观看完第一集之后就赫然入坑,对编剧更是赞不绝口,微博还专门设立了话题#最好的售后编剧王倦##为王倦“打call”#。

在王倦的改编之下,《庆余年》里的每个角色都从纸上跃然而出,而网友也纷纷直呼王倦塑造的人物“可爱死了”,他本人也表示:“我很喜欢原著小说,希望尽量把人性光辉的一面在剧里表现出来。”

给足原著充分的尊重,是王倦改编《庆余年》最大的特点,他本人也是原著粉,直言“这部剧的改编只秉承一个观点,跟着原著的主线走,主线方面基本不会改动。”

同时对于剧中现代词语的运用,王倦解释道:“我没有特意为哪种受众去做剧,我希望各个年龄的观众都能接受。”

不会刻意地迎合观众地口味就是王倦改编《庆余年》成功最大的秘诀。

除了不迎合观众口味之外,剧情、人物角色的独特性则是编剧成功的另外一个秘诀。

1993年由芦苇编剧,陈凯歌导演的电影作品《霸王别姬》首次上映,不仅在当时收获了4500万的票房,之后又在国际戛纳电影节上斩获奖项。

国际影评人协会的评委给予了这部影片剧本了高度评价:“《霸王别姬》一片深刻挖掘中国文化历史及人性、影像华丽、剧情细腻。”

对于影视作品而言,剧本和编剧无疑是一场“重头戏”,有将好剧本拍烂的导演,但却没有将烂剧本拍成功的导演。

相对于他国的编剧事业,只有给足中国编剧充分的支持和理解,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中国才会真正打破“剧本荒”“缺乏好编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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